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表示，去年成立的中美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是在当下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机制，耶伦作为部长的财政部是这两个机制的美方牵头机构。过去半年，耶伦所带领的美国财政部开始在协调对华经贸关系方面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

　　中美经济、金融工作组从去年10月第一次会议至今，保持着每1至2个月就沟通一次的高频率交流，体现着双方为改善关系并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所作的努力。

　　随着新的工作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其协调的领域，也自然开始牵涉到过去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范围。

　　中美经济、金融两个工作组在过去半年分别成功举行了三次对话，中美之间可谈的事情，开始变得更多且更细致：

　　以经济工作组为例。最初，工作组谈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双边经济关系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到了第三次对话时，工作组谈的问题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就要求美国民众想象，如果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被“武器化”会发生什么。但这种“假设”完全是出于虚构，没有经过任何验证。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就表达了对此的批评：美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中国提出了一些指控，这些行为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表面上看，拜登政府执政三年以来，试图营造美国经济因对华强硬而“受益”的印象，但深入去看拜登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否达成，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按照拜登政府的说法，打压中国企业，能让美国的那些老工业区，从中国手中“抢回”工作岗位。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分地区具体看美国制造业恢复的情况，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老工业区，今年2月工厂就业人数仍比五年前减少了39000人。

　　上一次耶伦访华时，中美双方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当时，耶伦表示，中美气候融资合作至关重要。回国后，耶伦又表示，要推动美国加强同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后，就将气候问题视为外交事务的优先事项，强调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与之对应，美国财政部也很快制定了为期4年的部门战略规划，将应对气候挑战确立为五大财政战略目标之一。

　　应对气候变化和中美绿色产业合作息息相关。拿新能源汽车来说，2021年8月，美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要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50%。两年后，2023年，这个数字仅为7.6%——距离目标相差甚远。

　　《通胀削减法案》是美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出的法案，它被称为“美国气候政策的转折点”，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的最大规模行动。

　　例如，在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条款中规定，从中国进口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将无法获得法案中减税免税的政策优惠。将中国排挤出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想法，昭然若揭。

　　不久前，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了美国2024年的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目标，在公布目标时，美国能源信息署还特别提到，要实现今年的目标，难度极大。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23年，美国光伏组件的制造成本比中国高30%。尽管美国采取了诸如《通胀削减法案》这种具有明显排他性的举措，但这并不能改变局面——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到2028年，这一差异可能扩大到100%。

　　2023年，中国风电机组装机成本创历史新低，较2022年下降45%，仅为美国同等成本的五分之一。

　　美国官员宣称，政府采取这些举措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降低美国消费者的能源成本”。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府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忽视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行为，也在进一步延缓美国达成气候目标的进度。

　　一个更长远的问题是，随着美国新能源行业不断发展，美国将在电网系统等基础设施领域面临重大挑战。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有些电网基础设施已服役50年或更久，很多电网基础设施亟需替换。而为数不多能满足美国替换需求的国家，是中国。

　　气候问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危机，而美国为了提升自身在新能源领域的所谓领导力，就想打压中国的新能源行业，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危机，是一种伤害，这也是在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2024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计为2.9%，而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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