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甚至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被害人、或者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司法机关如何做到精准救助？被害人遗体长期存放产生高额存放费用如何处理？

　　北京的残疾少年小李就遭遇了这样的困境，北京一中院7日通报对此类案件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相关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司法救助对于申请人来说有多重要？北京一中院赔偿办主任胡华峰讲到了小李的案子，小李生下来就带着先天性疾病，婴儿的时候被亲生父母遗弃，被养父收养。不幸的是，养父被他人杀害。

　　胡华峰对记者说，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孤儿了，而且他身体有先天残疾，肾积水，肢体不能行走，二级残疾，现在是跟他养父的嫂子，就是他的伯母共同生活，比较困难，教育也是比较艰难，因为他不能行走。

　　小李的养父被害身亡，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赔偿小李等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6万多元。判决生效后，法院立案执行，但被告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小李和家人无法得到赔偿。法院依职权告知小李他可以申请司法救助，小李向法院提出了司法救助申请，法院启动了救助程序。

　　胡华峰介绍说，“我们一方面是给他发放了救助金，给了10万元救助金，考虑他是未成年人，就是为了保证他的救助金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是分批地发放，5年时间发放，一直到他成年，保障每年都有钱”。

　　法院组织听证过程中，发现刑事被害人，也就是小李养父的遗体一直未领取火化，遗体存放在殡仪馆已达十年之久，产生了高额存放费用，而小李一家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法院与刑事被害人遗体存放单位协商降低收费，并将相关费用纳入国家司法救助范围。胡华峰说，用一部分的救助金来支付遗体存放费用，把遗体帮助火化了，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也符合我们传统的这种礼俗。

　　法院又联系当地残疾人联合会，为小李提供就业指导服务，使他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实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

　　北京一中院副院长程琥介绍，2022年1月至今年7月，北京一中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40件，决定对35人给予司法救助，除2名申请人为刑事案件被害人本人外，其他申请人均为象小李这样受到犯罪侵害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共发放司法救助金198.6万元。

　　程琥介绍说，“我院在司法救助工作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共救助未成年人5人，残疾人4人，老年人22人。在刑事被害人救助案件中，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庭经济基础多数较为薄弱，面临养老、育幼、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生活急迫困难”。

　　实践中，像小李家遭遇的情形并非个案，刑事案件被害人遗体长期存放在殡仪馆等地，产生高额存放费用，这类刑事案件遗留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易衍生出人情淡漠、社会关系不和谐、社会治理成本累积等问题。

　　胡华峰说，“为了实质性的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也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将这种情形的纳入司法救助考虑的范围，符合司法救助的精神”。

　　法院主动向相关办案单位发出案件协助调查函，并赴有关公安机关就刑事被害人遗体处置问题开展专项调研，有的刑事案件被害人的遗体已经存放了10年，甚至20年。北京一中院现已办结此类案件7起。对涉及其他法院的案件救助线索及时报上级法院，并将材料移交相关法院。程琥介绍说，让逝者入土为安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俗。通过司法救助机制协助解决该问题，既让逝者获得应有的尊严，也实现了实质化解纠纷，了结救助申请人“心结”，有利于弥合社会“伤口”，促进社会和谐文明。

　　国家司法救助毕竟是一项有限的救助，只能够解决当事人当前生活的急迫困难，如果救助申请人的情况不能纳入国家司法救助的范围，或者获得司法救助之后，仍然面临一些生活困难，怎么办？胡华峰说，要通过与社会救助相衔接的方式，来给他提供更多综合性的多方位的一些保障和扶助。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是重视跟残联、妇联、民政、教育、医疗等单位沟通联系，通过督促、建议帮扶等方式，来使符合条件的相关当事人能够获得低保，残疾人保障，还有教育、特殊教育这方面的救助措施。

　　司法救助工作向前一步，人民群众感受到的司法温暖就更多一度。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马来客表示，法院将主动施救，靠前施救，力争实现精准救助，做好善后帮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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